上海从来就是一个有渴望的城市，所以它从来就没有江南的宁静充和之气，离开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极其遥远。上海渴望的是自己投身到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去，它是在一个被强加的世界主义的环境中诞生的，就象一个混血儿。

　　它不是典型的中国城市，也不是典型的法国城市，虽然它的文化与城市面貌都受到法国租界的深远影响。它的商业和市政常常是英国式的，但它的生活方式与法国的影响有说不清的复杂关系，那些由法国传教士建立起来的教堂，学校，医院，由法国人竭力促成而停留上海的白俄，从彼得堡的红旗下逃离出来的收藏法国印象派画为荣的子爵，沙皇海军的将军，象安娜.卡列尼娜那样说法语的贵族小姐，皇宫里的点心师，公主的奶娘，芭蕾舞演员，小提琴教师，他们使法租界成为上海法国风情摇曳的街区，法国公园对面的震旦大学，培养了终身向往法国文化的文化老人施蛰存，沧桑历尽以后，九十七岁的高龄，还保留着法国古龙水的小玻璃瓶，还喜欢吸一支雪茄，还说，一生中的向往，是去法国看看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今震旦大学成了上海医学院，里面还有一个班级，用法语上课。

　　它也不是典型的日本城市，虽然日本在上海东部的租界遗留了许多在房间里带有神龛的旧房子，当时，日本侨民是上海外国侨民中数量最多的，虹口有日本人的果子店，和服店，寿司店，书店，神庙，学校，礼堂，电影院，一切过一个日本人的日子需要的东西，都有，就象在日本一样。上海左翼文化的传统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它才是上海影响中国文化的有力力量和所谓的文化半壁江山。至于从有着法国震旦大学背景的《现代》杂志努力传达出来的世界大同的心愿，即使没有太平洋战争，也是要被左翼文化淹没的。现在，在虹口，首先被复旧的，是与左倾文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旧物，故居，咖啡馆，还有日本人书店，因为鲁迅的缘故。
　　它当然也不是地道的美国城市，虽然美国的建筑风格在老城区的楼房中处处可见，甚至上海最重要的标志外滩，比曼哈顿小一号的摩天大楼时时让人看到美式的气质。美国的教会学校曾是上海最时髦，最有影响的学校，他们的毕业生，用自己的一生，证明过美国教会学校给了学生一些美好而且重要的品质：开放，乐观，坚强，不怕四海为家。美国电影曾是上海青年最重要的娱乐，不论是霞飞路上的城市青年，还是闸北的青年工人和他们的女友。美国生机蓬勃的理想，曾经是上海骨架中的重要钙质，美国歌曲曾是许多人童年时代最亲切的回忆，美国二十年代黑白相间的风格，如今还是许多住在城市中心区的上海人家盥洗室和厨房的风格。对美国的喜爱和亲近，是一代人心中的影子。

　　它也不是典型的俄国城市，虽然它的生活方式，食物，艺术风格更多的受惠与从俄国革命中死里逃生的那些彼得堡的白俄，上海的许多细节，比如家庭中流行的色拉，西餐馆里的浓汤，西洋画的风格，芭蕾舞团，音乐学院，甚至对欧洲世界带着惆怅的怀乡感，都是白俄在这个城市种下的，甚至那些日后成为俄国文学翻译大师的上海人，都有过流亡的俄国教师教授文雅俄文。

　　但，它早已不是典型的中国城市。
　　它得回到一个混血的环境中，才能真正的得其所。多年以来，甚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租界刚刚结束，日本人在上海的电影院里开演《鸦片战争》，想证明是他们，将中国人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，所谓东亚共荣圈。但那时，上海的渴望，就是回到多种族的混合世界之中。它对世界主义，或者说普世文明，或者说全球化的渴望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。

　　不象香港对于英国，西贡对于法国，上海的怀念，是整个西方世界。

　　是的，它的心里有着类似混血儿的自卑和焦虑，来自于它与中国其他城市的不同，也来自于它与世界其他城市的不同，它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主义的城市，这同时也在心里深埋着寂寞和恐惧，自卑和焦虑，以及负罪感。这让它常常乖张，不象北京那样自信，不象西安那样大气，不象杭州那样讨人喜欢，不象广州那样明快，不象成都那样从容智慧，它在表面常常精明挑达，但心里却忍不住自惭形秽。这就是上海人常常被中国人民嘲笑，但少见上海人公然责骂其他中国人民的事。

　　不过，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它奔向世界的渴望，就象鱼一定要回到水里。封闭时代它捉襟见肘的颓败，如今给了它夺路狂奔的力量。

　　上海向世界飞奔而去，这就是为什么如今上海会惊人发展的原因。当你看到如今象下雨一样，在上海瞬间就落满了世界名品店，美国连锁咖啡馆，法国香水店，日本餐馆，奥地利极品水晶玻璃制品店，印度餐馆，德国银行，意大利汽车，瑞士手表，浦东的摩天楼长得比春天的竹子还快，当全世界的航空都陷入低谷，在浦东国际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却常常满员，深夜，上海的酒吧里挤满了说带各种方言口音英文的外国人，你能感到这生机蓬勃里面深深的饥渴。这便是要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。
（作者系上海作协作家陈丹燕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