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兆言：说不尽的南京明城垣
南京的城墙有六百多年历史，说起来骄傲，来头很大，境遇却十分凄凉。
城砖上的文字
人们对身边常常熟视无睹，譬如南京老百姓，很少在意随处可见的城墙。我们出生那会，它们就存在了，长着野草小树，残破不全，这边塌了一大片，那里扒开很大一个缺口。小时候，爬城墙上去玩，站在上面已是登高处，极目远瞰，可以看见全城风景，看见钟山的紫气，看见蜿蜒的秦淮河，看见更远处的长江。白墙黑瓦，夹杂一些民国的小洋楼，这就是几十年前。
很少会去想，南京城墙是砖砌的，每一块砖上刻有文字。许多年前，从事城墙研究的一位朋友，对我大谈这文字的学问，听了一头雾水。为了验证，他拍着胸脯说，日后会赠送一张精美拓片，为此我耿耿于怀。后来看到厚厚的一本《南京城墙砖文》，翻阅上面一张张的图版，更加耿耿于怀。我对书法没有研究，只是想当然地认为，能在自家墙上挂点这样的拓片，不比某些名人的真迹逊色。而且名人的字，通常和价码紧密联系，我这人大俗，太值钱的，还真不敢往墙上挂。
没想到城砖上那些文字，最后可以变成一本《辞海》般的大书，十六开本，四百多页，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图版，实际厚度是其他书籍的一倍。因为有了这本书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城砖上的文字，这些文字不读也罢，真读了，立刻长学问。
在城市规划方面，古今中外，恐怕没有一个城市会像南京这样疯狂。大家都知道，南京城的建设，只是一个半成品，永乐大帝迁都去北京，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基本上停止。有了城砖上的记录，就可以大致知道，连绵的南京城墙，当年究竟有多大一个范围；为它加工城砖，所谓尽全国之力，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同时，它也准确提供了城砖的烧制时间，以及相关的砌墙年代。更重要的是，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朝初年农村基层的衍变，这些最民间的东西，是研究历史的重要素材。
在书法家眼里，城砖虽然来自官府，却反映了最好的民间书风，或篆或隶或楷或草，它们应该是书法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。当然，让我过目不能忘却的，还是一串串活生生的人名，有的与头衔连在一起，官气十足，譬如提调官张勖、司吏邸忠、总甲刘志江、甲首蒋启岩；有的朴实和直截了当，非常的平民化，譬如窑匠汤丙、造砖人尹庭主。在二十人的广信府窑匠名单中，以数字结尾的人竟然占了四分之三，其中有王友一、王真二、徐英三、毛青四、郑隆五、方谦七、伊绍八、郑匆九、余德十。独缺了一个“六”，而抚州府的名单上，就有周仁六和邓正六。
如果写历史小说，这些名字拿过来就能用，不但能用，我甚至都已感受到了他们的呼吸。
城墙的历史
南京人一直觉得自己是南方人。很多人不这么看，近在咫尺的上海人听了，忍不住冷笑，更南边的广东人广西人，干脆嗤之以鼻。其实南京人也不在乎是不是南方人，历史上让北方的势力欺负惯了，动不动被人家侵略征服，屈打成真，也就稀里糊涂自认为是南方人。
直到一百多年前，南京人才明白，原来打南边也会冒出厉害的角色。操广东腔的太平军跟玩似的进了南京，再后来是曾剃头的湘军，此地老百姓只知北方大汉的厉害，遇到真正的南蛮，一样鼻青脸肿。我小时候一直把长毛当英雄，对湘军很感冒，这是教科书的功效，后来偷着读了些史料，才知道真相并不是老师说的那样。
南京的城墙有六百多年历史，说起来骄傲，来头很大，境遇却十分凄凉。从一开始就像个被成功男人糟践后随手扔掉的弃妇，虽然有“祖宗创业之地”的光环，但是“自成祖定鼎幽燕，南中大内遂为虚设”，结局只能是“宫阙坠而不新，衙宇亦日从凋落”。禁令勿修，听其自坏，好在没有什么人为破坏，听天由命熬到清朝。满人尽管是异族，不如汉人斯文，但毁坏文物的大帽子，戴不到他们头上。
人为地破坏从太平天国开始，洪秀全为了修天王府，灵机一动，在取之不尽的城砖上打起主意。这有意无意开了一个很坏的头，此后仿佛患疟疾打摆子，每隔个若干年，便有人就地取材，不肯放过那可怜的城墙。南京曾经历过好多次战争破坏，与人为的拆城墙相比，只是小巫见大巫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。
大清朝说完蛋就完蛋，封建社会结束，古城墙也就成了封建余孽。无论北洋政府，还是定都此地的国民政府，包括1949年以后，哪朝哪代都好心干过坏事。民国四年，“为解决江宁旗民生计”，“以工代赈”，也就是让八旗子弟去拆城砖卖钱。买主基本上是外国人，于是有了今天的南京大学和鼓楼医院几栋老房子。当时街头有专门卖城砖的店铺，张謇就买了很多带回南通。
蒋委员长也动过城墙的主意，黄埔军校迁南京，盖房子要材料，他以校长名义亲自给市府写信，并指示手下先拆了再说。秀才碰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好在当时蒋也不能一手遮天，打来打去，最终还是被南京市府给拦住了。
这些年来，说起南京城墙，常常是如何被毁坏。众所周知，最疯狂的莫过于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对掌故有兴趣的读者，不妨去读《南京城墙志》，这是一本诉说城墙历史的巨著，洋洋一百二十万字，内容翔实，读了让人哀叹不止。
提到南京城墙，总会有一点别样感情，谁让我是南京人呢。
